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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我讲中医的创新，我们这个创新一定不能偏离中医的核心思想，要坚守中医的魂。中医一直都是个体化医学，没有必要跟着别人的后面走，我们要坚守自己的道路，怎么样用现代科学语言告诉民众，告诉国人，告诉学生，中医的优势所在，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这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一定要拿捏好。让更多人来看中医，这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临床成功的案例来检验我们中医的传承和创新是否正确。

新华网：您怎么看待分级诊疗的话题，这个比较热门的议题。

徐安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实行分级诊疗的，他们普通病患先是从社区，然后到地区中心医院，再到比较优秀的专科医院，分几个层次的分级诊疗。我们在实施分级诊疗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难题，主要是我们的基层医生“兜底”的能力不够，就是底线不够高，HOLD不住。优秀的全科医生不愿意到县级，更不愿意去农村。从这个角度来讲，基层的兜底能力不足，你跟病人讲不出来所以然，病人就没有信心去。一个很简单的感冒都去协和医院，那些名医没有精力研究大的难病，天天应付这些小感冒。病人们说我排了那么长的队几分钟就开了一个方子，心里不舒服，没有把医疗的服务和医疗的资源按照需求合理对接好。

新华网：中医有没有完成“兜底”的工作呢？

徐安龙：我觉得中医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中医在培养医生的时候就是以全科的方向来培养的，基本不讲专科，因为中医是从整体看病。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医具有这个可能性。我在两会提了一个“兜底”的提案，就是在中国的农村建立乡村中医中心，通过乡村中医中心来培训村医。通过各种教育体系，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体系，把村医快速培养出来，让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医疗技能。中医的一个特色——“简、便、廉、验”。我们可以就地取材，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很多问题，特别是在边远山区等等，就可能解决一些简单的疾病。这是我讲的一个兜底的服务。作为一个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既要培养顶尖的创新人才，也要培养基础性人才，也就是我说的“兜底”人才。我们在陕西铜川、山东枣庄和当地卫计委合作，培养村医。

新华网：怎样让年轻一代的中医既掌握传统的中医经典又掌握现代的生命科学的知识？

徐安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医必须要掌握现代生命医学的话语权，要用中医的知识把病人为什么生病讲清楚，这样会吸引更多的病人生病时想到中医。在我国，西医的服务体系已经远远超于中医体系，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里面西医提供服务的比例已经占了80%多，成为了国人的第一选择，一旦有病就看西医，看不好才找中医。